生利配资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使臣为何值得书写

前言：郑安德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使臣，19岁时他和传教士卜弥格，被南明宫廷派往罗马寻求外交援助。使臣出发后的260年，即1910年，学者张元济在罗马发现皇太后的信，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被国人了解。

大航海时代前的全球史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使臣，郑安德肋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让你想去写他？

苗子兮：郑安德肋作为传教士卜弥格的副手，承担了递送南明皇太后的求救信的使命，出发时他才19岁，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大二学生，这就非常特殊了。因为我们会觉得，要去承担这么一个重要使命，得是成熟稳重、政治经验丰富的人才行，但郑安德肋却非常年轻。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许多幻想，想要去冒险、去环游世界，甚至去成就一些大事。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但是郑安德肋却真的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很想以他为主人公，来讲述出使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其实已经被叙说过了，卜弥格神父至少有《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中国的使臣：卜弥格》两部传记进入了中文世界。虽然是同行者，但卜弥格神父的视角和郑安德肋的视角肯定不一样。这段旅途对卜弥格来说，一开始并不新鲜，因为他是从海上来的，只是再回头走一遍。

对郑安德肋来说，这段旅途完全是新鲜的，他会感到未知世界对他的召唤。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去观看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见过的世界，他们去了三大洲三大洋，甚至驶入好望角以南的西风带这样的地理单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区域，但他体验了。郑安德肋的体验会让这段看似很沉重的历史有一丝青春和冒险的气息。

“三后一子”石碑上的“皇太后圣名烈纳玛丽亚亚纳” 摄影/苗子兮

第一财经：郑安德肋和卜弥格回国的行程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是在莫桑比克看到奴隶贸易，没想到又进入那样一段全球史了。

苗子兮：其实使团从葡萄牙出发后直到印度果阿的那一段行程，卜弥格的记录缺失了。但是卜弥格第一次去东方的时候，于1644年在东非的莫桑比克停留了一段时间，留下记录。通过他的报告，我可以试着描述17世纪的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的变化很令人感慨。我们以前认为，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是封闭、隔绝的，是欧洲人带来所谓的开放或者全球化。其实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世界已经很开放、繁荣。

莫桑比克曾经是商旅聚集的大港口，100多年前达·伽马初次到来时，这里有跨海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斯瓦希里人，港口停泊着满载宝货的船只。但是葡萄牙人征服了莫桑比克，霸占了港口，又把当地人贩卖为奴隶，城市就变得贫穷落后。南明使臣的见闻，其实是对“欧洲带来进步”的传统观念的颠覆。大航海时代是以欧洲为中心进行的全球化，它使财富流向欧洲，同时也给很多地方带来苦难。

同样，南明使臣途经的马六甲，曾经也是世界主要的贸易中心。葡萄牙人到来后，进行了贸易垄断，马六甲衰落。后面荷兰人再把马六甲抢去，当地就更衰落了。

我描述郑安德肋在莫桑比克的那段行程，就是让大家警惕大航海时代的复杂面相。东方当时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强大的帝国，欧洲人便以更加文明的姿态交往，如果是面对非洲，欧洲人就变得非常野蛮，对当地进行赤裸裸的掠夺。

逆行者

第一财经：学者孙立天在《康熙的红票》中说，明清之际的在华传教士投靠归顺哪一方，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比如卫匡国神父先是为南明效力，后来清军打到浙江，他就投靠了满人。卜弥格1650年才来到永历朝廷，和南明建立的联系也不深，但他为了南明皇太后托付的使命，一来一回就是9年，最后死在中越边境。你怎么评价他的选择？

苗子兮：卜弥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天主教传教士，另一个是南明使臣。本来两个身份不矛盾，因为他认为履行使命，将皇太后的信带到罗马，南明获得西方支持，就会在明清交战中获得更大优势。如果南明东山再起，天主教在东方传播就会变得非常顺利。

但局势很快发生巨变。明亡清兴的局面基本清晰后，大多数传教士进行新的权衡。卫匡国当时在浙江，发现清军对他还蛮客气的，就投靠清朝了。汤若望在清军入北京后也归降，并且和顺治的关系处得很好，后来还当了钦天监监正。这些传教士做出了符合身份的理性选择，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传教，不管谁赢谁输，跟胜利者合作可以让他们利益最大化。

在那种情况下，卜弥格还恪守南明赋予的使命，就显得不合时宜、格格不入了。那么如何理解卜弥格的坚守呢？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物，就是一种螃蟹。当永历帝登基时，人们在海边见到一种壳上有十字的白色螃蟹，卜弥格在《中国地图集》里提到了这种螃蟹，还画出螃蟹的样子，1653年在罗马发表报告时，又提到这种螃蟹。这种螃蟹让他相信，永历皇帝跟天主有缘。一旦有这样的信念，卜弥格的两个身份就能调和，履行南明给他的使命，就是在为天主办事。于是，无论多艰难困苦，他都能坚持下去。

直到生命的尽头，卜弥格在安南（今越南北部）首都东京，给耶稣会总会长写报告时，还希望神父为他祈祷，让他懂得天主赋予的使命，有力量去完成使命。这恰好是很打动我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柔软且灵活的识时务者太多了，大家都那么理智，有他这么一个人，为了一个承诺，可以跨越千山万水，那么多人劝说他、阻止他、讽刺他、咒骂他都不为所动，我觉得很可贵。

第一财经：中国古代虽然有时对宗教管理严格，但总体来说是不是比较包容？

苗子兮：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包容的文明之一。儒家对中国文明影响非常大，但它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思想，或者一套伦理学说，所以中国人的信仰空间相当开放。康熙包容传教士，因为他觉得传教士的存在没问题，就像一粒盐融进了水，不会对主体造成太大影响。反而是当时的罗马教皇对中国天主教徒同时践行传统礼仪的行为提出异议。

在《大明最后的使臣》写作过程中，我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明包容性的理解。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历史细节，是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第一次进入中国，那时中国人对葡萄牙人非常陌生，但是中国官员一开始就注意到葡萄牙人火器的优势，立刻试用了火器，并把火药方子抄下来。这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技术的敏锐度非常高，并且善于接纳。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明一直在与世界进行频繁交往。或许关于近代以前闭关锁国的叙事太过强势，让我们产生了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这本书里讲述的南明使臣赴罗马求援的故事，会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它只是古代文明交往史中的一朵浪花。

中国古代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类似的远距离外交事件，比如波斯遣使向唐朝求援，唐朝遣使向阿拉伯求援，等等。

第一财经：今后要是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史，海外华侨和到异域旅行的中国人应该被好好书写。你觉得是这样吗？

苗子兮：是的，我书里提到南明使臣在印度遇到中国人，并且中国人还帮助了他们。这个细节可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在印度洋区域的活跃度。事实上，大航海时代汹涌澎湃时，中国人也去过远方，举个例子，16世纪葡萄牙入侵印度的时候，有中国人还帮印度人一起打仗。印度拍过电影《马拉喀尔：阿拉伯海之狮》，就讲述了那段抵抗的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几乎全是大陆上发生的事，其实我们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千百年来，许多中国人由于种种机缘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生存，这些海外中国人的历史应该被纳入关注。

基于史料的虚构

第一财经：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的小人物郑安德肋做传，必然面临史料缺乏的问题。你的长处是容易与人物共情，写作扎实细腻，引人入胜。

但是非虚构写作中一旦带入写作者的情感，读者又会质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方面你是怎么平衡与把握的？

苗子兮：卜弥格留下大量材料，写给教会的报告就有几万字，他还有两本传记，提供了很多信息。有的报告记载特别详细，尤其是他从暹罗到安南那一段行程，讲述在船上几次差点被水手杀掉，情节非常生动曲折。

但有的行程记录得很简单，或者有缺失，这时就涉及最有争议的问题：如何虚构。

我主张虚构也是建立在历史依据之上。前面提到，南明使臣在印度果阿遇到了中国人，卜弥格在报告中只说了一句：“我在一些中国人的陪伴下，克服了经过印度斯坦时遇到的苦难。”但我就要追问，印度为什么会有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干什么营生的，他们可能在什么场景下遇到南明使臣，他们为何会同行？

在这些问题驱使下，我需要更广泛地搜索材料，并在这个基础上合理推测。

比如，我将他们相遇的地方放在香料铺子门口。为什么是香料铺子呢？因为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里说，中国商人主导着印度洋的桂皮生意，那么他们在果阿香料铺子前相遇就很合理。

当南明使臣在罗马时，我还写到郑安德肋与郑玛诺在异乡的邂逅，这段情节也是虚构。郑玛诺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个欧洲留学生，1645年，陆德神父带着12岁的郑玛诺西行。到达罗马后，郑玛诺展现出超常的学习天赋，1653年，他进入罗马公学深造，仅用一年时间便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在罗马担任教职，教授拉丁、希腊文法和文学。这一时期，郑安德肋也在罗马。

作为当时罗马城里仅有的两个中国人，又都在耶稣会的圈子里，他们认识的几率太大了，基于这一点，我才写下了那场邂逅。

而我之所以要写郑玛诺，是因为他代表着游走于东西间的另一类人群——留学生。如果使臣代表政治交往，商人代表经济交往，留学生则是文化交往的代表。所以，郑玛诺这个人物的出现，可以丰富我们对当时东西方文化交往深度的认知。

在书中，我还会描述人物的感受，比如被困在果阿时是怎样的焦虑，他乡遇故人时是怎样的欣喜，在威尼斯受到全城欢迎时是怎样的振奋，在罗马被质疑、被审问时又是怎样的愤懑。这种对人物感受的描述，是我基于共情的写作，很多历史作者会警惕并避免。

但我认为，历史叙述中感受的重要性其实被大大低估了。在一般观念中，理性或客观的东西才是可信的，感受是不可靠的。其实感受是一种人类共通的、稳定且真实的东西。历史上许多事件的发生，并非基于理性或客观的考量，而是基于感受。同样，要理解那段历史，我们也需要感同身受，因此，我愿意去做这样一个有风险的尝试。